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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谦的提议确实十分诱人。至于为何自己会迟疑，大约也是对这个时代无知的恐惧。

一则不了徐少谦人品如何，就贸然去别人家中，即使真的如他所说：是徐太太提出的招聘。但是真正有什么情况，徐太太一个封建时代的女性，也没法帮她什么吧？

二则，对于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去别人家中作家教，会对名声有多少影响？

在这些都不清楚的前提下，她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倾诉，并得到其建议的长辈或是朋友。若是能得一位值得尊敬，悉知这个时代，并了解她处境的前辈友人提点一二，她也不至于这么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了。

那二十块钱，如遣散兼同情一般，非常爽快的打到了索米尔先生的账户上。她望着自己六十五块钱的积蓄发起了愁：也许别人徐教授，只是一位同情并赏识她的伯乐而已，自己却因胆怯怀疑起别人的好意来？

不过很快她就没有时间考虑自己这点小事。五卅事件余波未平，北平的三一八惨案事件再度震惊全国。大姑妈在十九日早餐桌上拿着报纸为死难者们啧啧惋惜，并庆幸斯应与林俞极为审时度势，将工作重心转到上海，巧妙的避过了这次风波。

这使得楚望想起了中学课本上那本《纪念刘和珍君》。国民教育并没有使得她理解“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到底指什么，提起“三一八”时，却总让人觉得是在借古讽今。

这次镇压更为明目张胆，这场起义死难者更为众。她不由得想：到底被扼杀了声音的兄弟阋墙更值得被外族悲悯一些，还是势力绝对悬殊的外御其辱的时代更为黑暗一些？

不论如何，在这个女性权益与地位得不到足够保护，信息却事先发达起来的时代，人言比后世更为可畏。在这个主权丧失、领土割据、军阀混战，法制本就不够完善（中国领土里的白人只受自己国家法制治理，而殖民地的国人却享受不到外国法制一丁点好处）的时代里，她可不敢指望英国人“先进”的法制能对自己有多大庇佑，所以万事还是小心些为上。

她心中有颇多疑惑。比如：执政府不过是个傀儡，半个北京城都是姓冯的，城外还有军力三倍于段祺瑞的奉军。为何开枪打死学生的，却偏偏是执政府？

楚望十分想找个了解事实、眼界开阔的友人聊聊，而如今她的倾诉对象除了索米尔先生与阮太太外，只有一个谢弥雅。

索米尔先生认为：“任何牵涉到两者以上的关系，都应是客观的。一切纠纷，绝不会只一方有错。”

索米尔先生说得十分客观且公允，楚望似懂非懂：就似殷商时期，大多诸侯都极为暴虐，史籍却将种种错处归咎于纣王一人。所以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花姑娘啊。

阮太太却说：“我和我先生吵架，反正我不会出错。女人没有错处。”

楚望和索米尔先生则笑着摇摇头：阮先生大约是个软耳根子，阮太太实在是个十分现代的女性。

在青鸟咖啡馆吃蛋糕时，谢弥雅却剑走偏锋的问道：“上海广州如今不是更富有了么，《辛丑合约》真的是不平等条约么？”

楚望默默的叹了口气。某种程度上来说，谢弥雅真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殖民地女子，一个纯粹的非中国人。

另一个纯粹的古典的中国女性林允焉，如今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一血前耻，风光绝非往日可比。她对于这次事件的评价完全出于附庸大姑妈：“爹爹和斯叔叔，当然是极为会审时度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