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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指导员不仅要负责和我沟通，还承担着隔离我与其他人的义务，某种程度上他需要阻止我和别人说话，阻止我和别人肢体接触，阻止我主动或者被动地破坏校内设施，阻止我做出任何异常的行为。

他是校方配给我的监控器，本该与我寸步不离。然而在昨天那节课上，他作为二年a搬的班长，负责去校医院签署了周五的注射名单。

他不在，所以没有人看（来）得（阻）见（止）我。

虽说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我没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钢笔的笔尖划过眼前的一瞬间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前些天的时候我还只会冲别人扔碎玻璃，今天却已经胆大到行凶伤人了。

道德是禁锢人性的最后一道枷锁，而在这所学校里，它是最脆弱也最不值钱的东西。

如果这世界失去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惩罚你，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把钢笔捅下去又拔出来的那个瞬间，血溅得根本不像虚拟游戏里的场景。

那个场景很真实，真实到如果此刻测试我的犯罪数值，那么我估计会面临白塔的终身监禁，或者被捆上社会学心理教授的实验台。我会被这个社会抛弃，甚至不配接受安乐死，因为我变成了潜在的罪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就意味着可能诞生的罪恶。

新纪元基因判罪法成立后，人类习惯于被分门别列放进不同环境的箱庭里，仿佛这样才能拯救自己。

他们管这样的世界叫“utopia”（乌托邦）。

我听到前桌的同学发出一声痛呼，才意识到自己在发呆的途中捅了他数十下。

钢笔尖造成的伤害不至于鲜血淋漓，我的动作却足以吓得教室里的孩子们连连后退。我突然找到了自己这番行为的缘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地自救，大概是潜意识里早就意识到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

如果我不尝试着做些什么，我可能就再也逃不出去了。

我听到那个聒噪的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耳边，它用尖细的嗓子质问着：“为什么是我呢？”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我将银色的笔尖从前桌同学的后背上拔出来又插进去，我拽着他的领子将他拖回来，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摁在课桌上，那个声音在我耳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他是无辜的！”

我在想起斯坦尼斯耶说过的话，每一片雪花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教室里乱作一团，有人失声尖叫，有人瑟瑟发抖，然而没有人上来阻止我。

没有人反抗。

就好像比起被我伤害，“反抗”不遵守规则，造成的结果更令他们恐惧。

这简直太荒谬了。

我可以从他们惊恐的瞳孔中看到我的样子，那副模样就像个发狂的野兽。我不知道该因为“我是存在的”而高兴，还是该因为“从前那个（良善的）我已经不在了”而难过。

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直到他（指导员）出现在教室门口。

他还是那副模样，看上去温软可爱得好像一块棉花糖，他的眼睛里永远都含着我的身影，就像永远不会抛弃我一样。

我突然笑了。

那一瞬间我似乎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我看着指导员喘着粗气扒开人群走向我，他的眼睛里清楚的印着三分惊惧五分着急，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慌乱和难过。

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却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扭曲的宛若报复一般的快感钻出心脏表层，我看着他的眼睛将钢笔捅进了自己手背里，听到那个尖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