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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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无行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早日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促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民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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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集》》热点关注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2011…07…28）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2012年的另一种地壳变动

＇中国政情＇广东：转型升级进行时

＇地铁瘫痪＇smrt：明天开学地铁趟次更频密

＇朝鲜问题＇周兆呈：朝鲜穿越

1周点评：千万富翁白手起家的秘密！

专家热议：青钱柳茶降糖有奇效（图）！

●郑浩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反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难道领导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演吗？很显然，当“政府绝对正确”陷入极端而忘乎所以的状态时，人们的利益安危是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了。

因此，“政府绝对正确”应该休矣！人民的政府应该更加谦卑、虚心甚至更加诚惶诚恐地听取人民的声音，而非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人民的期许作对。那些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官员，是时候下马了！

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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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唱出来的生意2011…07…0713：55：09归档在时政社会｜浏览169413次｜评论103条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6月，整个华夏大地都浸透在激昂的“红歌”声中。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亲身参与的“红歌”赛就有两次——一次是本单位内部搞的；另一次是我们单位所在的集团组织的。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言，不容置疑地认定，只要让“红歌”以及红色文化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必然能有效地加深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恐怕是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或许，缅怀光荣历史有时候的确能够激发巨大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往往是以悠久伟大的历史传统培育人们的国族身份认同）。但在另一些时候，引导人们过分沉湎于往昔（特别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神话般的往昔），又总是很容易触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情绪，进而使他们对没有神话光环护佑的当今社会现实生出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因此，这很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而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待科学冷静的评估。

客观地说，假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手段，而是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牵头主导的话，这类“红歌”会的首要效果是活跃和丰富了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文化，为日益冷漠化的职场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平台。对许多单位的“8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把“红歌”会当作一次难得的展示才艺的愉快聚会，而并不十分在意表演些什么具体内容。而且，由于这类演出大多是集体性的，又都伴随有比赛和奖励，就更加有助于促进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多搞，我愿意掏点钱来赞助，对活跃公司内部的气氛来说，它比我们一天到晚空谈企业文化要实在和有效得多！”

如果你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红歌”排练和汇演，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我个人的观察告诉我，这场全民运动成全了一组不容小觑的生意，让一大批人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首先是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各类场馆出租、服装（道具）租赁，以及相应的海报、宣传材料的制作印刷行业。就像逢年过节各大高级宾馆的宴会厅很难预定到一样，越临近“七一”，各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越抢手。眼下国有单位大多材大气粗，遇上这种难得的“大喜之事”，把演出安排在本单位的会议室或礼堂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

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

写于2011年7月5日，发表于2011年7月6日“ft”。见网标题：“唱红”的生意；链接：http：//。。/story/00103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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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请你慢些走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4日01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