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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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异性有感觉是在14岁左右。那时我们院有个小男孩，不是很漂亮，但那股劲挺好的，我老想看见他。”

“在兵团时，有一个所有的女孩都崇拜的男孩。他长得特别帅，一脸正气，充满阳刚之气，不苟言笑。女孩们只要听说这个男孩去打篮球，就大家都争着去看。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喜欢我，我就一直躲着他，可是躲也躲不过。后来长大了，我想我心里是喜欢他的。他在男孩里有号召力，像个帮头一样。有一次，我们宣传队演出，那次由我领唱，掌声特别响。我看到他在台下的样子，就知道是他带的头。有个朗诵的女孩以为是给她鼓的，我心里明白，又不好解释。我那次卸妆没卸好，出门看到他就感到特别遗憾，说明我下意识中不愿让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我从很小就爱和男孩在一起，觉得和男孩在一起有劲，说的做的都有意思。和女孩在一起，女孩总要妒忌，和男孩在一起从来没有这类问题。回想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并不是恋爱，也没有性的感觉。我想这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妈穿衣服很得体，可从来不戴胸罩。初中有女同学用胸罩，我记得我还对她们说，我妈都不用你们还用。”有的女孩对异性的感觉已带有单恋的性质：“上初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少先队大队长，样子很正经，有绅士气派，已经有了男子汉的样子，老爱穿一件风衣。我有几次在汽车上碰到他。他指挥鼓乐队。我记得特清楚，那时候鼓乐队一打鼓我就脸红。那次是我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对一个男孩有了好感。虽然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过，互相也不知道名字。我一直希望在汽车上碰到他。后来我们就这么很遗憾地毕业了，各奔东西。”

“我对异性的感觉出现得挺晚的，小时候递纸条不算的话，真正意义上的感觉是上高中时出现的。那时我17岁，记得是快到高考的时候。我是高二三班，那男孩是高二二班的。他会拉琴，学习特别好。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他，老说起他。

我对他有了好感，但是没有说过话，好像暗恋似的。就那么远远地恋着他。

他长得浓眉大眼，又不粗鲁，很文静，还有几分腼腆。我一直没有跟他单独接触的机会，连走到离他一米远的距离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远远地看着他就觉得舒服。我那个女友和他是一班的，他们班同学一起去爬香山，照的相片里有他，我就把这张照片要过来，老拿出来看，一看就心旷神怡。“金赛调查数据表明，女性中曾对r体刺激产生过可辨认的性反应的比例，在3岁时约1％；到5岁时约4％；累计结果为：约有27％的女性回忆起自己在青春期之前曾产生过性唤起。

关于童年的性游戏，全体女性中有15％只有过同异性的性游戏；18％只有过同性性游戏；两者兼而有之的占15％；三种人相加共占女性的48％。双变量分析表明，童年性游戏的发生率与教育程度有关：在高中程度的女性中占约24％；在大学程度的女性中占30％；在研究生女性中占36％。（金赛，第19一23页）由此可见，即使在学龄前儿童中，性的感觉也确实存在，而且并非个别现象。做过性游戏的更达到将近一半。从性游戏发生率与教育程度的关系可以推论出，性活动方面的活跃程度与智商成正比——越聪明的孩子在性活动方面越活跃。

从此次调查结果看，女孩真正意义上的对异性的感觉多发生在十四五岁。它发生得很自然，很纯洁，很健康；由于社会规范的学习尚未完成，它具有较少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特点。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自然”并不包含性取向的含义，只是指一个人开始对另一个人产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爱慕之情。如果因此以为只有对异性产生好感才是“自然”的，对同性的好感就不是“自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参见同性恋一节关于情窦初开时对同性的感觉，你绝不会得出一个少女对同性产生好感是“不自然”的感觉。只有用以生育为性的唯一目的的标准来衡量，才会得出对同性的好感“不自然”这一结论。西方人由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国人则由于对生育和传宗接代的看重，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好几位思想家都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更看重爱与性的激情本身，只是到了后来，激情的对象的性质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如此看来，情窦初开时的青少年带有古希腊罗马人的特征，对他们来说，激情的对象并不重要——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没有成为世俗的伴侣——激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章性压抑

现在年届中年的一代中国女性在青春期前后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对性征发育的恐惧与反感，甚至是对于男女恋情的恐惧和反感。这种感觉同以“文革”为巅峰期的近几十年的禁欲主义社会氛围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虽然随着国门的打开，社会风气比过去开放了许多，但对于过去几千年儒教文化和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禁欲氛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不这样看），了解一下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和其他女性所经历过的惶恐，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第二性征发育的恐惧和反感“我十几岁胸部就开始发育了。我从小上艺校，经常要练功，练功时穿得很少，有人就对我说，你应该戴胸罩了，抖得那么厉害多难看。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我就总习惯含着胸，不敢挺胸，走在大街上都习惯性地含着胸。可是舞蹈又要求打开胸。老师就说我。我不愿戴胸罩，觉得一戴上就是妇女了，不纯洁了似的。我回家和妈妈说：同学都说我了。妈妈就给我做了个胸罩。“”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女同学们不是比谁的茹房大，而是比谁没有茹房。还记得我那会儿总是使劲用书包带压着茹房，让别人看不出来。当时受的就是那种教育。从来没想到性可以是美的，自然的。现在看到女孩的小茹房发育起来，觉得很美。脸上的青春痘也挺美的。“

“我原来一直以为胸部高不好，后来才觉得好。”

一位后来在性方面相当活跃的女性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形：“我妈特封建，从没对我们做过性教育。一切女性特征都要掩饰起来。那个时代，无论是来月经，还是结婚生孩子，凡是女人的东西都看得比较下贱。茹房使劲勒着，还驼着背，怕人看出来；夏天我都不穿短袖衣，怕露胳膊。”

有时，性压抑已经转化为民俗的形式，成为不可逾越的规矩，这一点在城乡对比中更容易看出。一位嫁给农村出身的青年的前女知青说：“我们刚开始有点不协调，有一次我回婆家去看他。一下火车，他看见我穿裙子就不高兴了，当地的女人都不穿裙子。我说，怕什么？他说，这是农村啊！我有一个杀手锏，碰到他不听话我就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挽你的胳膊。他马上就依我了。”

性压抑或反性的环境甚至造成了一些女孩的“男性化”，这是它最极端的结果。有一位女性对自己生活中的这个“男性化”过程做了如下的描述：“我不喜欢自己的男性化。记得来月经前我是个典型的女孩，看人总用害羞的眼神。我羡慕那些男性化的女孩，觉得她们不受人欺负。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正好有个转学的机会。我就处心积虑观察别的女孩，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变了个人。我妈那时在国外，回国后见到我的样子说了这么句话：文文静静的女孩怎么就成个野小子了。她还带我去看过一个学心理的，他说，女人的一生有两大关口，一个是来例假，一个是更年期。”这位女性后来结了婚又离了婚，据她说：“我前夫说没有男人会喜欢我，因为我的性格像男的。只有女人才会喜欢我。”

对恋爱的恐惧和厌恶

“我初中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团支书就老来找我谈话。我俩谈话时总是坐得隔一两尺远，谈话内容都很正经。我当时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想跟我好。直到‘文革’时我们俩在一个组织，他给我写了封信，我才想起来。他给我写信时，我觉得自己有种受侮辱的感觉，把信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不解气，还要在地下踩、踩、踩。那时男女界限很严重，我从心里觉得这事很脏，就经常恶作剧似地骂他。他对我的感情流露很明显，老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同学聚会只要有他在场，我就浑身不自在。也不是怕他做什么，他其实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只是觉得脏，讨厌他。我老当着同学们的面嘲笑他骂他，他也不生气。后来时过境迁，我感到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再也没有机会找他道过歉。我想，当时对他本人的反感和对这类事的反感都有一点。”

“初中有男生给我写信，我觉得脏，觉得不应该，就交给老师了。”

一位女性回忆了她在“文革”中渡过的青春期，讲述了那时一个敏感的女孩所处的环境对她性格的扭曲：“我去兵团的时候是十五岁，在一个过去的劳改农场当车工。我从小学过唱歌、跳舞和画画，所以经常要画板报什么的。那时我很敏感，因为我老被人谣传各种可怕的事情。如果回北京就是去打胎了，好可怕的谣传！所以当时我不和任何男孩说话。有一个男孩，我每次去拉料，他都主动帮我装车。有一次，我在车间画板报，一边画一边唱歌。我不知他一直在偷偷看我。

我下来后才发现他，我上了火，觉得不能原谅这个偷看偷听我的人。他对我说：别人说的我都不信。我却大声对他喊：混蛋！后来我有点后悔。那时我挺矛盾的，又想接受他的感情，又怕别人议论。后来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我突然在公共汽车上遇上他，我看他走了过来，就趁开门时一下溜掉了。“一位女性讲起小学时听到人讲结婚的事的反应：”我班上有个学习很坏的男孩，有一次他对我说，长大以后第一个娶我，第二个娶xx（我的一个女友），当时气得我直哭，好像受了侮辱似的。“

“我大约是15岁对异性开始有好感的。从那时开始就有男孩追我。有时在街上走，就有人过来说：对不起，我告诉你我是谁，咱们认识认识好吗？我不理他们，要不就说‘讨厌’，‘没必要’。”

有一个女性讲到一个对她单恋的男孩及自己当时的反应：“他去当兵，我下乡当知青。他给我写信，寄明信片。有一次，他送给我一个手绢，让我回家再看。

我回家一看，里面尽是血手印，还有他写的诗，都是‘永远不变’这一类的活。

我藏东藏西，结果还是让我妈发现了。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觉得就像犯了罪似的，其实我什么也没做。“”从小我就知道要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我在游泳队学游泳时，有一个教练对我特别好。有一次我把他推下水去，忘了因为什么。妈妈说了我，说只有举止轻浮的女孩才对男孩动手动脚。我妈老说我轻浮，使我不能不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坏，从此就有意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

“直到20岁，我和男孩之间都是特别纯洁的。一个眼神啊，拉拉手啊，说说话啊，就特别满足。如果我见到一个男孩特别聪明，和他聊聊天就觉得特别满足。

我男朋友有一次忍不住，想让我看看他那个东西，我就使劲闭着眼不看，当时觉得一看我就是另一个人了。我从没见到过男性生殖器，一看之下，觉得丑死了，很恐怖的，跟王小波小说里写的陈清扬的感觉一样。我都快晕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有恶心的感觉，连晚饭都不想吃了。我哭了，觉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闷闷不乐，我认定他做错事了，不到结婚时就提前让我接受这个，没有美感。我对他说，你做错了，我得惩罚你。他说，怎么惩罚？我说，你把眼镜摘下来。他把眼镜摘下后，我‘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很惭愧，一直说：我错了，我错了。等他走了以后，我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后来是他主动找了我，我和他尽释前嫌，从此人人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他多才多艺，长得特别秀气。我喜欢的男孩都是比较清秀文静的，有点书生气的，一看就特别男人气的反而勾不起我的兴趣。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男朋友那么棒。我常常和他一起吃饭，正里八经地讨论学业。有时也互相抚摸一下，但没有进一步的接触。“”我和男孩接触，一个是感觉迟钝，一个是自尊心特强。我不愿取悦男人。

中学时有很多男孩给我写信。有宣传队的男孩追我，给我写信，我觉得他们粘乎，不理他们。‘文革’中邻居有一个男孩，性情忧郁。他提出想和我一起去c队，还流了眼泪。

他比我小两岁，我觉得我俩像是姐弟的关系，要提这种男女关系，我就决不能接受。我当时特别不愿意接受这种事（恋爱关系），觉得是耻辱。我到山西后，每次接到他的信都很不安，跑到厕所去看。他写信说：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到了，我被分到陕北，可是我想跟你去山西。他还寄来照片。我当时气得要命，把他的照片撕了。我想，要是不快刀斩乱麻，以后就没完了。我就回信告诉他，完全不可能。他又来信说，我们还可以作姐弟吧。我就不回信了。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件事我处理得太粗暴了。我老想找个机会向他道歉，可又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

后来知道他的生活还比较正常，我才不内疚了。“这位女性还分析了自己感情压抑的原因，她对于男性自然流露的好感、好意总是不仅毫无好感，反而有反感：”记得c队时，有一个知青对我的好感表现得非常露骨。我家里托他给我带了些东西，他一路上就一直抱着不让别人碰。我从别人口里听到这件事之后，不但没有对他产生好感，反而很反感。我想这和我从小没有父亲有关。我没有在男人面前邀宠的习惯。“

禁欲主义环境的影响有的女孩对与异性关系的反感明显受到禁欲环境的影响：“初中我喜欢的那个男孩上了中专，因为出身不好，他自知上不了大学。我上了高中。我们每周通一封信。他家有一大幢房子，他自己有一间小屋，我们俩有时在他的小屋里听唱片。有个女友对我说，你多危险哪，出了事都没人知道。其实我们俩连手都没拉过。他写来的信我以为没什么就给别人看了。后来团委干部找我谈话，问得很仔细：他的信抬头是怎么写的？怎么落的款？我怎么称呼他？他们让我少跟他交往，说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后来我觉得这事真的不大好，确实不该和他来往了。他再来信我就推说学习太忙，信也写得冷冰冰的。那时我真以为谈恋爱是不正当的事。”

“那时我在一个三线工厂，我因为表现好被选上当护士，去x市的医院实习。当时我和另一个女孩老去找一个医大的大学生，和他关系处得比较近。他是麻醉师，我俩是手术室护士，所以跟他接触比较多。当时有规定，不许我们谈恋爱。我们只是关系比较近一点，领导就对我说：不要谈恋爱。因为那个女孩是高干子女，人家对她很宽容，对我就不宽容了。后来就因为这件事，领导竟然不让我当护士了，把我调回工厂，让我去烧砖，还要让我干翻砂工。我找他们去分辩，结果在全厂传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是十九岁，厂里的正经人都不理我了，只有二流子来找我纠缠。有整整三年时间，我谁都不理。后来通过我爸的关系换了工种，可别人还都拿我当坏人。”

“我是从上高中的时候开始对异性有感觉的。小学时我看不起男孩，因为老师宠女孩，女孩学习大都比男孩好。我那时就不愿和男孩相处。到初三时，我们学雷锋，排节目。我突然觉得男女同学一起排节目挺有意思的，蛮好的感觉。有次我病倒在家，同学们来看我，先是女孩，后是男孩。我听男孩聊天，多是谈的国内外大事，觉得有新鲜感。一个男孩引导我看哲学书，给我介绍了不少好书看。书店买不到他就借给我看。后来听别人说，有一次他问过老师有关谈恋爱的事，他懂得这些事特别早。老师劝我别理他，说，他爸是资本家，母亲是外国人，他能教给你什么好思想呢？我们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男同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禁欲主义的气氛中，r体的接触被看得非常严重：“有一次我们去看电影，他第一次握了我的手，那时我们俩的关系已经有两年了。”

有时无知会使人变得残酷；而孩子们之间的残酷有时会比成人之间的残酷更强烈百倍，它能令涉世不深的当事人有一种陷入绝境的感觉。一位女性讲到她接受青春期教育的一段痛苦历程：“中学时我们学校实行男女分班。我发现有一个男孩老注意我，我心里朦朦胧胧地能感觉到，所以就多看了他两眼。他虽然个矮，可挺能打动我的，我那时心里就蠢蠢欲动。后来‘文革’开始了，我们去支农，回来我就接到一封信。我在学校里还从来没接到过信，很好奇，就当众拆开了信，见上面写着：支农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特别放不下，我心里老忘不掉你的大眼睛，总注视着你……总之，都是这一类的话。落款是个假名字。我当时也不懂这有什么严重的，就跟一个女同学说了，大家就都传着看了。结果一个‘革军’（注：革命军人）子弟就说我是流氓。从那以后，所有人都不理我，孤立我，在我课桌上吐唾沫，用粉笔写上‘大流氓’，还拔我自行车的气门芯。我把信交给了学校的军训排长，让他为我作主。同学们都说我招惹男孩。我当时觉得委屈极了，因为那时候我纯朴极了，根本不懂什么。后来学校呆不住了，我就跨学校和一个我妈同事的孩子去c队了。在那么悲惨的情况下，我好像全靠他了。他比我大几岁，很照顾我。我们走的时候我还不到十七岁，十八岁时我就和他好了。”

对禁欲主义环境的理性批判有些女性对禁欲环境采取了理性批判的态度。一位单身女性讲到过自己的压抑感：“我有压抑感，小环境（指家）大环境（指社会）都一样。想不在家呆着、不和父母一起住都不可能。人的选择余地太小了，不能痛痛快快地生活。压抑感是一阵一阵的，中国人总按别人的反应来改变自己，别人怎么说很重要。我相对来讲不太在意这些，但也不能全不在意，不可能逃脱。”

一位爱好文学的知识女性说：“我在性方面始终是压抑的，这和从小的教育有关。直到三十一二岁看到一本书，叫作《光荣与梦想），里面说性解放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才觉得性不是脏的、坏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性压抑和性罪恶感的。”

禁欲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r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j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坦娜希尔，第155一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