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部分（1/2）

来就不是中国玩具的表情一样。她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脸上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表情，即使是在交大那样的大学里。在简妮的记忆里，交大的同学要么是不修边幅的，要么是狡猾的，要么是傻气的书呆子，男生们的身体大多是瘦小脆弱的，好象还没有完成发育的中学生。她几乎想伸出手来摸摸ray的脸。她悄悄打量路过他们的人，希望能感受到，在别人眼里，她和他一样，是那种在美国出生的abc，因为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和华裔务实谨慎的生活态度，被家里安排来大学读经济系，求得美国安稳的中产生活得以永远。此刻，他们正在这里等待开学。因为他们的生活太舒服，太完美，太按部就班，所以才对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产生无事生非的兴趣，非要将自己与那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才甘心。简妮想象着别人眼睛里的自己，心里快活得微微发着麻，象过低压电一样。她想象范妮当时与鲁在外面喝酒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心情。她能想象出来，范妮这时一定会作出与鲁格外亲热的样子。当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人，是范妮梦寐以求的。但她不知道自己长了一张亚洲人的脸，不如当一个彻头彻尾的abc，才最自然。

简妮学着ray的发音，小心修改着自己发音时的姿势，学着ray坐在窗前高凳上的样子，将显得风尘气的二郎腿放平，让自己的姿势也自信和放松一些。她怀疑自己的样子也许更象个男骇，而没有女孩子的漂亮。她想，也许自己还需要交一个abc的女朋友，从她那里学。

“我的家族里面只有我们一家留在大陆，其他亲戚都在美国。”简妮说，“我家的历史，被nyu的格林教授写成了一本书，我的祖先，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是为美国洋行工作的一个买办。因为输送中国人到加州淘金，发了家。”简妮伸手比划了一下，“那本书，关于我家历史的，有这么厚，还有照片。突然就看到自己家的祖先的脸，被在美国的亲戚指出，自己脸上的什么地方，长得象祖先。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吃了许多苦，因为共产党的关系。我家的长辈都不敢告诉我们家里的历史，我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的。突然就知道，自己长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遗传。”在格林教授的书里，简妮看到一代代祖先的照片。最早的一张，是由穆炳元教导出来的曾祖王筱亭，他宽大的脸上，带着宁波人的硬气和中国人面对照相机时不可避免的呆板。但即使是在那硬气和呆板里，在他穿了黑色马褂的身体上，还是能感到他的力量，那是成功商人的跃跃欲试和踌躇满志，脸上大睁开的眼睛，象s灯那样笔直地探照着前方，带着一种不法商人的蛮横与胆量。但到了大花园里老太爷的脸上，已经有了春色，那是个被漂亮女人哄着的成功男人的脸色。他的爷爷脸上那英勇的神情，渐渐被坐享其成的富足，风流和仗势欺人所遮掩住。而到了爷爷和叔公这一辈，脸上只能用斯文风流和良善来形容了。那s灯一样勇猛而狡猾的眼神永远消失了。简妮心里认为，自己的眼神和祖上才是真正相似的。

第七章individuality（8）

“看到这些，一定会觉得很魔幻吧？”ray羡慕地问。

“感觉是很复杂。”简妮犹豫着说，“很陌生，很多已经固定的想法被打碎了。”

这是简妮第一次被问及，她觉得心里一下子被许多东西堵住了。在离开格林威治村前，简妮去了婶婆家，也见到了格林教授，他们象对待范妮一样，给她看了旧照相本，送了她格

林教授的书。象范妮第一次看到照片上穿戏装的爷爷那样，简妮也一时没有认出来，在婶婆的照相本里那个在脸上装着一把长长的青胡子，正在跌足而叹的杨四郎，就是自己的爷爷。而叔公的脸倒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他只是胖了，老了，神情里那玩世的风流气，却一点也没变。在他着了戏妆的脸上，透过重重脂粉，简妮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在红房子西餐馆点菜时，向跑堂一仰头时的那种倜傥。爷爷那一代人，个个都是留洋的学生，从小上教会学校，但个个都能上台唱京戏，而且用英文唱。这让简妮感到惊奇。婶婆说，“教会学堂里用英文演京戏，那时最时髦。”婶婆照相本里面的照片，就是他们在家里用英文唱《四朗探母》时留下来的，就是在花园里挖河的那一年。“你爷爷唱得最好，他身上本身就有股横竖不舒服的样子，最合适。”婶婆说。对这一点的体会，简妮觉得自己是再深刻不过的了，那是王家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东西。她只是没想到，它是从爷爷用英文在自家花园里唱京戏那如花似锦的年代，就开始了，而不是从1949年以后。格林教授的书里记载着，王家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候，随着买办业的式微，结束了大把挣钱的阶段，转向投资实业，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被国民党征用的船队有22艘在运送战争物资时被击沉，有30艘在战争中失踪，由军队还回王家的剩余40条，半数以上都不能用了，连送到拆船厂去都没有人肯要。王家在中国内战以前，就开始走向决定性的衰败，而不是在1949年以后。

“甚至是有点抗拒的。好象反而觉得它们是谎言。”简妮说。

果然，ray同意地点点头，“那是一定的。我理解。找不到真正属于你的归宿时，一个人会象漂浮在水上的木片一样，但要是找到了，心里的感觉一定不只是高兴这样单纯。”

“当然。”简妮应道。

ray说，自己的父母是童年时代，跟随自己的家庭流亡到美国的，他们在美国长大，从他们开始，就已经不会说中文了。他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护士，住在夏威夷。他们对中国的故事没有什么兴趣，让他自由自在，象任何一个美国孩子一样长大，也不象其他华人那样push自己孩子学中文，学钢琴，如何如何。父母铁下心来，将美国当故乡。倒是他自己，在青春期时，为了一场对黑人女孩的单恋，突然就对中国有了兴趣。“也许我也想从父母那里反抗出去。他们越是忘记中国，我就越是好奇我遥远的根。他们与他们自己从中国大陆来的父母都相处得不好，他们之间有很多文化冲突，所以他们一直不怎么来往，直到老人去世。我现在也与他们有文化冲突，他们想我与他们应该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不同。我好奇自己身上完全不被知道的那些东方的基因，我就是要找到。我从夏威夷到东部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听说过，我的祖父母刚到美国时，在唐人街当过医生，那里有我们的根。”说着，ray拍了简妮一下，“你提到了‘抗拒’，真的很对。在唐人街我看到他们将鸭翅膀直接抓在手里，放到嘴里吃，象大便一样将细小的骨头从缩起的嘴里吐出来，我了解那是中国人吃东西的方式，但心里也觉得抗拒。那很粗鲁。”

简妮觉得自己的脸烫得吓人。

“但有时候，就是因为抗拒，才更被吸引。”ray接着说。

“听说华裔在美国的学校里都是天生的顶尖学生。你一定也是这样的学生吧。”简妮问，她装做一无所知，将话题引向她可以说出些什么的方向。

“我是，我得到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ray说，“但我最不喜欢别人认为我们是华裔，所以我们就是会读书，就是数学好，华裔也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各自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不是靠族群的天赋能力。我们努力，是要实现个体的价值。”

“你是对的。”简妮说。

“我想你也是这样的学生吧。”ray看了她一眼，说，“我听说过大陆来的中国人也很会读书。”

“我也是的。”简妮承认道。她告诉他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尖子生，一步一步竭尽全力，都是为父母做到他们无法做到的事，为了可怜的父母能在爷爷面前争口气。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令人爱怜的花木兰，无私无畏。她一直是自信的，但第一次在自己的故事里，觉得自己好得那么完美，那么哀惋，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自我奋斗。简妮心里流淌着对自己温柔的爱意和赞赏，她几乎断定，ray一定会被这样的东方故事感动，忘记鸭翅膀，至少是原谅关于鸭翅膀的一切。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她才那样轻易地就在一个暖风拂面的晚上，守着一杯德国啤酒，突然向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孩敞开了自己。

她将范妮和爸爸的故事隐去了，也隐去了自己屡次被拒签的经历，那些都是这个故事里太耻辱和残酷的部分。隐去了它们，简妮的故事，听上去，就象一个真正的美国梦想一样光芒四s，简直就象迪斯尼动画片那样温情而勇敢。夜晚已经到来，人行道上烛光点点，照亮着那些年轻快乐的脸，还有脸上单纯的神色。有歌手在街上的咖啡座里弹着吉他唱歌，嗓音温柔地唱着《imagine》，他的歌声引得四周桌子上的人一片应和。简妮想，自己应该是这条街上最能体会美国梦想的人。她终于说完最后一句，停下来。她想，要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那个男的就会伸手将女的揽进自己怀里，用下巴轻轻揉搓着女孩的头发，安抚她说：“一切都过去了。”这是与童话里“从此，王子和公主在他们的王宫里过着幸福的生活。”一样经典的结尾。

第七章individuality（9）

“你自己呢？”ray轻轻地问，“听上去，好象你是为你父母和家族的理想活着，而不是为你自己。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你父母的，对吗？”

这句话将简妮从陶醉中惊醒。她吃惊地看着ray，冷静了一会，她才看出ray眼睛里的抱歉。她才看出来，那抱歉不是因为他的疑问，而是因为她的经历。

简妮从没想过ray提出的问题，这是真的。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这样想。要是让这个连看到别人啃鸭翅膀都受不了的人，象她那样在边远的阿克苏上学，在又臭又脏的长途火车上坐四天三夜回上海过春节，没有一天休息的苦读十年，为了能考上上海的重点大学，为了得到一张美国签证，要永远地忍受父亲为自己撞汽车带来的精神压力，象她这样从一出生就象牲口一样被赶着拼命向前，他大概早就疯了。“你生活在美国，才会这么想。”简妮忍不住委屈地说，“要是你生活在我的环境里，你就会理解，你的想法为什么会与你父母的想法那样一致，你们必须一条心，才能抵抗那么大的压力。”

“那是什么样的压力？”ray问。

“不让别人将你们真的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的压力。”简妮说，“还有对家里人的同情，还有不甘心。这些并不是只为了自己的父母活着，也是我自己最真实的感情。我自己要这么做，我想这是责任。”

“但是，一个人的责任，应该首先知道自我，对吗？我从来没听到过一个人说，他要的，就是父母要的。这种说法太奇怪了。可惜。”ray吃惊地说。ray不知道，此刻的简妮，最听不得的，就是“可惜”这个词。但它却从ray的嘴里，象美国制造的子弹一样，轻巧有力地s了出来，击中她象一只半空中沉浮的气球那样不能确定的心。他的感受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他们两个人的不同。她象一个蚌壳那样，被触了一下，马上把自己关起来。

而ray却从此发现了他们之间世界观的不同，他想到了艾米。谭小说里的故事，他认为那里面的冲突是灵巧可笑的，没有黑人故事里的深切。他发现简妮脸上的嗒然若失，这才意识到也许，对简妮来说，他的话意味着批评。于是，他轻轻握住简妮在夜色中微凉的手臂，“我不是要让你难过的，我是个愚蠢的美国人，总是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简妮的皮肤给他手心留下了瓷器般的印象，与他原来的女友毛茸茸的手臂非常不同。

简妮对他笑笑，假装不在意他放在自己手臂上的手掌。其实，她的身体非常敏感，别人一碰，就痒得要命，连妈妈都不能碰她。范妮的影子象烟雾一样从她的心里升起。在新疆的高中里，在上海的大学里，她简妮也是守身如玉的，和范妮一样。要是范妮还能让人猜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意思，简妮则是因为自己前途无量的远大与骄傲。她心里吃惊的是，她怎么会对这个象美国人一样高大健壮的abc男骇，突然就产生了这样明确的渴望，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要是换了别的男孩，她一定早就跳起来了。范妮撒着水珠的茹房在她面前的夜色中升起。简妮拿起手里的杯子，就此，将自己的胳膊从ray的手掌中自然地解脱出来，她将自己的杯子与ray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会想一想你的话，愚蠢的美国人。”

然而，简妮并没有很多时间想这个相对形而上的问题。很快，大学开学了，简妮在经济系注册上课。第一天去大学，是十月东部天高气爽的好日子，百分之百的蓝天丽日，经济系前面，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坡，棕色砖墙的老式教学楼的塔楼上，飘扬着与五星红旗气氛很不同的美国星条旗。简妮向自己教室走去的路上，流下了眼泪。

最初的一星期，是简妮生活中的奇迹。她的英文能力得到了系里教授的一致好评，教务主任亲口告诉她，她是他见到过的中国学生里，英文程度最好的一个。在新入学的外国学生里，她也算出色的。在给外国学生特别开设的英文课上，她直接进了高级班，而且被教英文提高班的老师许诺，要是考试成绩好的话，可以提前结束。简妮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美国大学里得到了肯定，这有力地抚慰了简妮。她心里想，不管为了谁，自己总是在多年的努力中得到了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为自己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天去大学上课，简妮都高高兴兴的，还有点自得。在交大和前进夜校，简妮都听到过许多关于美国大学是如何的轻松好混的传言。中国学生大都认为，经过了非人的初三升学考，高三毕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一路过关斩将，能进中国重点大学读书的人，基本上都已学成了人精。如果又将gre考到600以上，到美国的州立大学读书，真的是小菜一碟。这种弥漫在上海出国学生中的舆论，在第一个星期里，似乎在简妮身上成了美好的现实。

但情况却慢慢地变了。细想起来，简妮觉得变化是从微观经济学课的seminar开始的。在微观经济学的课程里，常常教授会让学生们上seminar。教授出个题，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随便c话。教授将他觉得重要的观点写到黑板上，然后他会给大家一个总结。教授引导学生们自己找到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认识。

seminar是课堂里最活跃的时候，不停地听到有人说disagree，也不停地听到有人打开铝罐可乐时那“砰”的一声。教微观经济学的海尔曼教授，在同学们的课椅和黑板之间不停地走动，他将领带夹在衬衫的门襟里，象捏钉子似地用力捏着支粉笔，在发言同学的面前歪着头听着，好象有点痛苦地分辨着那些声音后面的东西。有时，他匆匆放下一句好评，说声谢谢，然后大步走到黑板上，将发言中的关键部分写到黑板上，他不怎么会用粉笔，所以那粉笔总是因为他用力过猛而折断，他写得那么快，好象生怕会漏掉什么，那折断的粉笔头就象子弹一样从他手指处飞出去。被教授写到黑板上去的发言，常常通过他的总结，展现出有点经典的容貌，他不断地引用刚刚同学的发言，将它们升华到箴言的层面。那时，整个班上便洋溢着竞赛的紧张，与发现的惊喜。然后，接着的讨论，就在教授留在黑板上的那些关键词的基础上开展，宛如坦克车的履带那样节节向前，不可阻挡。同学们象履带那样紧紧联系在一起，彼此补充，环环相扣。大家的身体不再静静固定在课椅上，手握big牌的简易圆珠笔，而兴奋地拧动，就象等在高速公路进口的汽车，随时准备在一个车流的空挡，加大油门冲进公路那样，准备说出能被教授记录到黑板上去的那个关键词。黑板渐渐写满，海尔曼教授的衬衣后背和腋窝也潮湿了，而他的脸开始光芒四s。他不停地夸奖发言的同学，great象他手里四溅的断粉笔头一样，纷纷落下。他的鼻子有点翘，他的人中有点长，简妮看着他，就想起迪斯尼动画里黄狗忠诚的脸来。

第七章individuality（10）

简妮从没上过这种课。她在课上基本上c不上话。

开始，她有点紧张自己的英文不够好，而且也不象美国同学那么张开嘴就能说，不管自己说的是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他们的问题简单极了，只要找到书看，就能找到答案。简妮认为，他们多半是仗着自己的自信，仗着自己不管怎么样，语法总不会错的优势。简妮不习惯在那么多同学面前长篇大论，而且，她得在心里先将意思用中文想好了，再用英文把句子都

组织妥了，才能发言。她不想出丑。但还没等她酝酿好腹稿，讨论已经深入了。班上的同学已经越来越兴奋地随着深入的主题呼啸而去，而她还在怀疑自己的观点够不够精彩，说出来是不是丢脸。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简妮心里有了被人撇下的，无助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就象中国班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为大家讲解和演算新的公式，同学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唱山歌似地回应着老师的询问，而不理解新公式的同学，总是在这时跟在大家的声音里滥竽充数。简妮想起来，自己那时很喜欢看到他们努力藏着的无助。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

在seminar上，老是沉默，象块石头一样，令简妮尴尬和震惊。她摆出专心听别人发言的样子，和东方人的娴静。她怕同学发现自己的思维根本跟不上，所以，她紧张地捕捉着每个人话里的意思，但凡有一点点幽默的地方，她都抢在大家还没笑出来的时候，先出声地笑了。这种为了表白和捍卫自己尊严的紧张，在简妮这么多年的求学生涯里，还是第一次遇到。窘境来得是这样不由分说，简妮得全力抵挡。她在课上为了不显得自己被集体撇下了，总是忙着将头转来转去，认真地听，努力地做出反应，

有一次，坐在简妮两侧的同学争了起来，一个说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只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对社会不够负责，另一个人说政治才对社会负责，资本根本不用考虑对社会负责。社会分工不同，大家应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要讨论的。简妮看了这个，又看那个，她的思想突然被那个同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概括照亮，她发现自己一直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不得要领，是因为自己学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直在“剩余价值”上面纠缠不休，没有想到过，原来资本不光是血腥的圈地运动，还有资本成长本身的许多规律。她想要谈出自己这一点体会，她相信这是美国同学无法做的比较。但这个问题被海尔曼教授轻轻一拉，就带过去了，他认为他们跑题了。“你们把简妮的脖子累着了。”海尔曼教授说，大家都笑了。简妮的心却为之一震，她想，自己将头转来转去的样子，一定显得很蠢。

简妮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落到这个地步，从前在中国，要是班上同学都回答不出来，答错的同学一个个站在座位前竖着，最终，都是老师请她起来，说出正确答案，为大家解围。老师还愤愤地责怪那些同学：“不是都教过的吗！”要是题目简单，老师都不让她说，要她给别的同学发言的机会。她太不甘心。后来再上seminar，她只看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尖起耳朵听着，等待一个自己能c进去说话的机会。简妮紧张得耳朵里嗡嗡直响，以至于要听懂同学们的讨论，都感到吃力。她要找一个机会把自己c进去，就象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等待飞驶而过的车流中的一个空挡，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去，是智慧的，有创见的，可以一锤子定音的。简妮又急又恼，又害怕自己别人看到自己的这份紧张，所以她不时笑一笑，表示自己在注意，很从容。但是她恨自己这样，她想起自己从前英文班上的差生，也是这样被活跃的课堂排除在外的。简妮怕班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连英文都不会说。她不能容忍自己的样子，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她就是不想再在脸上笑笑的，对同学东张西望。交大的英文班上，有一个女生，什么也听不懂，但她又想掩饰自己的不懂，就是这样脸上高深莫测地笑着，望着大家，装出不愿意与大家讨论的样子。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smilinglady。一到老师在课堂上讲英语笑话，简妮常常促狭地特意转脸去看她的反应，让她受窘。如今，她不能容忍自己也成为smiling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