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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eirong">音辨位以手上的铁链挡向来物。只听得“砰”的一声，水瓶被磕飞到无人的边墙上。

化解过一次危机，杨惠娟精神更为抖擞，她继续阐述下去：“更何况，革命不是绣花缝衣、请客吃饭，它所针对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整体。对于刚才提到的既得利益集团中仅有的举止优雅、还有些人性天良的成员，革命不可能一一调查甄别，他们稍加宽大，而是一并冲击摧毁。因为革命需要以无畏的气势冲垮一切敢于阻挡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时间来算细账，而且短时间里也算不清细账。这就像自然界里暴雨后奔腾而下的山洪，它以一往无前之势扫荡敢于阻拦其前进的一切障碍，根本不会因为某种事物被归入美好的范畴绕道而行。要不受伤害只有躲避……”

才说到这里，“嗖”的一下，背后又飞来一只矿泉水瓶子。虽然同样被她挡出，但旁听席上接二连三的“武装挑衅”使气氛由此紧张到了极点，令改扮成普通旁听者的李哲原坐立不安。他在想休庭回到监狱后，一定要说服“十美”同意在被告席罩上玻璃钢罩，否则危险性太大了。

好不容易盼到15：30，主审法官宣布结束这起案例的调查休庭。李哲原如释重负长出一口大气，准备先目送杨惠娟和曹蓉离开审判庭，然后待旁听者全部离开常陵区法院，再与她们一起搭乘直升飞机回汉都监狱。然而就在这时，旁听席上的几十名被害人亲属不约而同地冲到坐席中间的走廊，拦住了杨惠娟和曹蓉的去路。

“还我丈夫！”

“还我父亲！”

……

她们一面向周围的旁听者哭诉着自家的不幸遭遇，一面使劲推搡着监押法警，试图冲破这道封锁线。站在历史哲学高度看问题，杨惠娟对革命作用机制的阐述无疑是正确的，此时在收看电视直播的观众里肯定也不乏知音。但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并不能达到如此认识高度，他们看到的只能是，杨惠娟的“革命行动”至少导致眼前这个相对善良的官员丧失生命。就跟中国文革后普通劳动人民会为伤痕文学作品中前剥削阶级成员的悲惨命运捧一掬之泪（在这一点上，刚才杨惠娟的看法显然是犯了理想化的错误）一样，尽管在没有接触具体事例之前他们还对杨惠娟的惩贪行为心加赞许，但这一刻感情天平却倾向了受害者家属。法庭内人员立场分布当然符合这样的统计规律，不幸的是人员样本中也包括了负责监押的法警，他们的心理支柱一失去自然出工不出力，封锁线轻而易举地就被得到普通旁听者中激进分子加强的、人多势众的被害人亲属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