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部分（2/2）
一刘方炜：从澡堂子说到官场
三十年前的中国，澡堂子也曾经是垄断行业，我所居住的县城只有一家澡堂子，主要为男性服务，为了解决女性的洗澡问题，便从每周中专门辟出一天接待女性客人。在澡堂卖门票的是个老头，住在我家的对面，有一天就听说老头被一群洗澡的女人打了，原因是老头在卖票之余顺便偷看了女性客人的l体。当年只知道跟着众人嘲笑这个老头，今天想来，却觉得这个老头很是可怜。在老头与澡堂之间，只有一扇镶着玻璃的小门，挂着一层布帘，要想不去偷看，全靠老头的自我克制——想要不去偷看都难！
这家三十年前的澡堂子很有点像今天的官场，卖票的老头就是今日官场上掌握了实权的官员。无时不在的各种诱惑，触手可得的金钱与美女，最要命的是监督的缺位，全靠掌握实权官员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才能勉强抵御，实在是很难！
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前那家澡堂子能够在硬件设施上改善一下，从客观条件上堵死卖票老头偷看女人l体的方便之门，那位老头可能终其一生都受人尊重，不会蒙上污点。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官场，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根本上做出改善，很多运气不好的贪官今天可能依然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不会落个锒铛入狱下场。
近日报载，陕西省商洛市的一个区委书记五年间卖出27顶官帽，买官者中不乏贷款行贿之人，一时传为海内奇谈。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官场中人更清楚，买官卖官，已经是大陆官场的普遍现象，这位区委书记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被人盯住抓出来而已。这也很像当年那位在澡堂子里偷看女人l体的卖票老头，事发之后，人们都说，年复一年，他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只是这一次被人盯住了，叫了出来，于是被众女客暴打一顿。
老头偷看女客的l体，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老头色心犹在，二是有女客l体存在，三是偷看起来很方便。官场买官卖官，也有这样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有人想买，二是有官可卖，三是卖起来很方便。
这里面就直接关系到了权力的根源问题。集权体制，权力出自上，官员的任命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于是千年以来，买官卖官现象就像牛皮癣一样长在中国社会身上。时至今日，随着官员队伍的膨胀，官位增多也就意味着商品增多，买官卖官便更加呈现不可阻挡之势。民主社会，权力出自下，官员的任命权分散在每一个选民的手中，官场中无官可卖也无官可买，只有拼命讨好选民才能获得权力。这就出现另一种政治现象——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也有弊端，但比起买官卖官的集权体制来，好坏优劣，就不用我再饶舌了。
就在几天前，中央级大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立案审查。消息传来，又让我想起30年前偷看女人l体的澡堂卖票老头。是该从制度设计上彻底改善一下的时候了。
二盐泽英一：重新思考中日历史问题——日本记者的“红色之旅”
发布时间：2011…08…1209：40作者：盐泽英一字号：大中小点击：319次
中国外交部给外国媒体安排的“红色之旅”采访团，前往与中共建党息息相关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和南昌，开始了了解中共党史的旅程。采访团外媒的记者共有23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德国和英国等，不过最多的仍然是日本媒体。
抵达吉安机场后，我们出发去井冈山。我第一次见到江西富饶的生态环境，沿途鲜有人烟，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大部分是阔叶树，不像北京那些干燥寂寞的山林。当天，我们参观了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室里坐满了从长春来的司法系统人员，正在学习井冈山革命历史。
次日安排我们参观黄洋界保卫战旧址。1928年的战壕遗址至今仍保留着。讲解牌上写道：“当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敌人四个团的数次进攻。”我的视线停留在“敌人”二字上。向当地陪同人士询问：“敌人是谁？”她回答：“当然是国民党。”我又问：“为什么不写下国民党呢？”她说：“那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曾去过中国很多有关日军侵华的历史遗址，但在我记忆中，说明上都写“日军”，没有见过一处写“敌人”这样抽象的词。
一直以来，日本人比较习惯于暧昧的说法，常常用拐弯抹角的词汇来表达其态度。我以为中国人会不同，特别是历史记录，应是明确和讲究细节的。比如沈阳“九一八”抗日纪念馆就再现了当时日军的粗暴行径。没想到原来中国人也很会用暧昧的词汇，实在微妙。后来我想，对于一个战斗对象，作为“敌人”来记忆或作为“国民党”来记忆，会产生不一样的国民情绪吧。
第三天采访团抵达南昌，参观八一纪念馆。在这里，我看到了具体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纪念馆的大屠杀统计表上标记，从1927年3月到1928年初，一共有31万人被杀害，触目惊心。
之后去了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小平小道”，是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邓小平1969年到1973年和家人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在中国政治史上曾三起三落的他，在文革期间到此拖拉机修理工厂当钳工。工厂还保存着当时他使用过的拖拉机，外面则保留了他每天去工厂必经的小路。讲解员告诉我们：“邓小平当时因错误的政策被送到这里。”一位巴基斯坦斯记者追问：“什么错误，谁的错误？回到中央后他为何能再掌握执政力量？”讲解员尴尬地回答：“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细节不太清楚。”讲解牌上有所解释：“邓小平被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剥夺一切职务。”但并没有记下是谁的错误。
一个民族传承什么历史，或怎样让历史刻印在民族记忆里，没有一个普遍性规律来定夺。日本神户女子学院教授内田树曾说过：“历史的事实和国民对此的感情，不一定是对等的关系。”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中，有的是被选择为应该记住的，有的却不是。此次让我感受颇深的便是，除了事实的选择以外，如何记载历史事实也会影响到国民情感。
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的。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去靖国神社参拜，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如果说日本当年侵华，中国人有反日的情绪尚可理解，但回顾中国近代史，英、德、法等列强也曾经侵略和蚕食中国。说起近代史，中国人一定会提及鸦片战争。当时帝国主义英国为拿回银币，出口大量鸦片到中国，最后发动了鸦片战争，还占领了香港。之后，德、法、俄相继侵略中国，鸦片战争在中国衰落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中英两国首脑会谈时出现历史问题。2000年以来，我也从未听说在英国大使馆外有发生过抗英游行示威。1997年，我在香港报道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新闻。当英国把香港还给中国的时候，英方没有道歉，中国也没要求道歉。我还记得，在香港回归之前，一位日本记者向港督彭定康提问：你们不向中国道歉么？彭回答道：“那是15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需要道歉么！”
150年的确不短，19世纪的普世价值和现在也不一样。但难道当时完全是大鱼吃小鱼，没有正义的世界么？我看也不尽然。当英国决定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在野党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国议会演讲时就反对称：“我永远无法理解这场不正义的、不荣誉的战争。”
我不由思考，中国人为何不会对英国帝国主义像对日本军国主义那般义愤填膺。我不否认日军当年的暴行很恶劣，发生时期比较近，民族记忆犹新。即便如此，我觉得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感情好像跟那段残酷不正义的客观历史事实不对应。对在清法战争时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法国也好，在《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下掠走沿海及外兴安岭、库页岛的俄罗斯也好，他们难道就没留下过历史问题？
从江西回京后，我又去电影院看了为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制作的最新影片《建党伟业》。这部影片讲述了清末到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921年7月之间的历史故事。之前我猜想故事也许会夸大毛泽东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并不是这样。看完后总体感觉比我想象得要客观，和我所学过的历史大致符合。那时的毛泽东在党内还没确立领导地位，在情节上只不过是出席一大建党的湖南代表。开会时，毛还惊讶广东代表带着妻子出席。他问道：“开会还可以带家属吗？”影片可谓幽默地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保守的乡下男人。和杨开慧谈恋爱那段也十分有趣。我过去没有看过关于描写毛泽东私人感情的影片，这些细节让我感觉十分新鲜。
不过，影片开头画外音的解说让我有些纳闷。它说：“进入19世纪中叶，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零、社会残破、民不聊生……”而我们学习的历史是以“西方列强入侵”为大前提，之后才应该是“封建统治腐败”，说法为何是前后颠倒的？后来我想通了，不同民族讲究的历史事实不一样。或许，比起西方列强入侵的史实，中华民族对封建统治腐败的记忆更为深刻，是有其必要的吧。
（作者盐泽英一系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第22期（总407期）｜来源日期：2011…08…04｜责任编辑：左小刀
三信力建：江湖风波
发布时间：2011…07…0914：51作者：信力建字号：大中小点击：1320次
语云“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对此，那些红得发紫的江湖艺人恐怕特别有心得。在电影《色·戒》中色而不戒的汤唯小姐去台湾参加活动，有了这么一件风流韵事———在某饭店汤唯被粉丝撞个正着，没想到她却丝毫没有巨星的架子，亲切地一一与粉丝合影、签名，引起饭店门口一阵s动，在混乱中竟然有摄影记者突然掉了闪光灯，汤唯见状一箭步弯下腰帮他捡起，显尽亲民风度。这一“亲民风度”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是———“不过穿着米色、深v开衫的汤唯这么一弯腰，胸前风光全都被看光，不小心露出r沟反倒成为镜头焦点，让众人直呼好性感。”又“亲民”，又“性感”，真可谓“德艺双馨”，难能可贵。
可有人不这样看了，有人认为这事压根就是一个局，是那个记者先生设好的局，具体说来就是：那记者的闪光灯根本就不是“慌乱中突然”掉在地下的，而是记者故意引蛇出d的举措。当好心的汤唯弯腰为其捡拾时，他的同伙另一记者便抓住人家酥胸乍露洪波涌起之时猛按快门。目的么，自然是为了让读他们报纸的小市民“直呼好性感”！
这么一解读，还真叫人无话可说———也是，现在大家阅读趣味多慧眼独具呀，你穿得好好的，没什么“闪光点”，谁看你呀。要是似露非露———也不能全露，全露大家不如直接去看《色·戒》———那么一点，得，大家一定趋之若鹜。果然，这张汤唯弯腰“做好事”的照片出来后，各家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人人垂涎三尺，那摄影记者想不红都难。而老实人汤唯，这次就算是总被有心计的人暗算了，吃了一个哑巴心亏。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教授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做的过程中，教授“一不小心”，手表掉在地上，一个学生见了，跟汤唯一样做好人，俯身下去拾起。这时，教授来了个惊人举动：他抬脚一跨，很舒服地骑在了那名学生背上，顾盼自如。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教授微笑着说：“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不能骑到你上面！”换成汤唯这件事，我们只需要把这教训换成“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看不到你里面！”
故事还没完：这个教授在完成了这个因材施教后，又接着说：“要不要再来一次？”同学们都同意，特别是刚才被教授骑在胯下的那位同学，心里暗想一定要找机会挣回来。游戏进行中，教授的鞋带松了，便停下来弯腰系上。那位同学见有机可乘，也一个箭步骑到教授背上。这下同学们都笑了，看教授怎么论说。没想到教授只是伸直腰身，稍微一摇晃，那位学生就被弄了下来。于是教授又有高论发表了，他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有一天你骑在别人身上，双脚离地，不能立足，那一定要小心！不然随时都会被摔下来！”
据说，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教育小孙子的办法特别有效。他是这么教的：他让小孙子站在高处，而后花言巧语骗他往下跳，自己还作出在下面接他的诱人样子。小孙子经不起诱惑往下跳后，洛老爷却一动不动让他摔个鼻青脸肿痛哭流涕，此时，洛老爷教训他：“孩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包括你的爷爷。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杜甫诗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既然如此，大家当然就只有多学点“人在江湖漂，尽量少挨刀”的招数了。
四（宋石男，看天下专栏，7月8日出街）
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长沙商会总会长，死在农会手上，时间是1927年。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却不太对劲。编房中术丛书，乱搞男女关系，为人吝啬，并且依仗28岁中的进士头衔横行乡里。不过他有时也很有趣。作为知名藏书家，他的书架上贴着“老婆不借书不借”的纸条。书中常常夹着春宫画，因为他相信火神是女性，看到春宫图会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了。他跟我爷爷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共同处，除了两个地方，一是同为旧文化的嗜好者，一是都死在所谓“改朝换代”之际。
爷爷死在解放初期的军管会手上，时间是1951年4月1日。关于爷爷的生日，现在已经没有长辈可以说得出来，惟有通过我乃乃是1900年出生推测，爷爷可能是1890…1900之间出生的人，跟郭沫若、胡适、许地山等人同时代。
从我染上一种叫历史癖的非流行病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的事——重修家谱。家谱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反，即使不是贵族和世家，每个平凡的人家都有权利修整流传自己的家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家谱不仅能满足你对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乃乃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五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2011…07…2410：48：28）转载
标签：杂谈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y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y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
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j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j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来源：（http：//blog。。。cn/s/blog_473d53360102dskn）…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_李银河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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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人类母亲偶像的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抄写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