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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慢船去中国

作者：陈丹燕

内容简介：

留学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件不遥远的事情了。

《慢船去中国》就是陈丹燕讲给我们的一个有关留学的故事，浸y其中的有陈氏文字中一脉相承的有关上海的风花雪月。

看小说虚构出来的比本色生活更加冲突和倾轧的细节，总是令人茫然，人类其实是很脆弱的动物啊，无论是r体还是精神上，有时候一点点小缺口，不当回事，说决堤就决堤了的。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北京，八岁起移居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年以前的创作以儿童文学和少女题材小说为主，有《女中学生三部曲》等作品，后开始成人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心动如水》《纽约假日》等。1997年出版《独生子女宣言》，1998年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

正文

第一章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1989年十二月底的傍晚，有一家人，八个，相跟着走向红房子西餐馆。

白天下了些雨，是上海冬天惯常下的那种不大不小的冻雨，这种雨一下起来，连绵不绝，可以十几天都不停。而这1989年的冬天，冻雨一天又一天，耐心地将整个城市都浇透了，到处都是无尽的y冷和潮湿。下午五点钟，天就开始晦暗下来。到了傍晚，早早就黑了，满天见不到一粒星星。在长乐路，陕西路交界的街角，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前，尽是在路灯下匆匆往家赶的人和车，行人们大多脸上带着点厌烦和抵触的样子，手里握着皱巴巴的湿伞，往家里走。

陕西路上的人行道也很窄，除了法国梧桐占了的位置，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擦肩而过。行人们为了自己走得快，毫不在意自己撞到了别人的身体，拎包和别人牵在手里的小孩。小孩子告诉妈妈自己被那个人撞了脸，妈妈挑衅似地，冲着那人的背影尖声教育自己的孩子：“下次遇到这种人，就一脚踢过去！对这种人不要客气。”而那个撞了孩子的人，仍然连头都不回地走掉了。所以，当这家人停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时候，人行道被他们挡住，于是，不停的有人粗鲁地撞着他们，或者擦着他们的身体穿过去，冲乱他们的队伍，有人嘴里不耐烦地埋怨他们挡住了路。而他们沉默着，既不生气，也不着急和退让，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速度，各自鱼贯而入。

因为知道红房子西餐馆的门廊小，所以先进去的人就往底楼的店堂里让。但是，他们并不象当时没有规矩的客人那样，自己在店堂里乱撞，而是等着跑堂的上来招呼。他们也不象有的集合好一起来吃馆子的人，彼此大声招呼，发出兴奋的声音。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门的时候，还是象生客人那样踉跄了一下。这红房子西餐馆，是从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汽车间改造过来的，不是正规的房子，所以，一进门就有两级往下走的台阶，只有常来这里的熟客人才知道一进门就得下楼梯，才不至于跌跌撞撞。他们还不能算是红房子西餐馆的熟客人。但他们还是很安静地进了门，最后进去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白发苍苍，长着一张象多年紧锁的门那样尘封的脸。他背过手去，把餐馆两扇对开的木门在自己身后轻轻带上。

红房子西餐馆的门，虽然是那种欧洲小餐馆式的镶玻璃门，但还算厚实，一旦关上，站满了人的门廊里突然一静。一股咖啡，番茄沙司，融化的奶酪和新鲜油炸食物的西餐馆气味便扑面而来。

那窄小温暖的门廊里，还保留着过圣诞节时的饰物。墙上贴着用红绒纸剪出来的圣诞老人像，他又红又胖的脸上，贴着用白色晴纶棉做的胡子。他的头上，有一行老派英文花体字写的“圣诞快乐”。那时，有些初通英文的人在心里怀疑过，为什么不说happychristmas；而说merrychristmas。早年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的人大多数都写这样的英文字，更早的时候，红房子西餐馆的菜单也是这样的字体。

简妮站在爸爸旁边，望着墙上的字。对这样的字体，她一点也不陌生。爸爸也写这种字体的英文。简妮七岁时，爸爸就开始教她英文了。爸爸说，从前人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简妮来说，还要加上一个英文。学好了英文，将来回上海一定有用。他们用的是爷爷从上海给寄过来的《英文900句》，这个课本带着一张绿色的塑料唱片，可以跟着唱片里的人读课文，学习悠扬的英国口音。那时，她家已经从没有电的连部干打垒土房子，搬到了团部中学的宿舍。与兵团的连部最大的不同，对简妮来说，就是有电了，可以听唱机了。此刻，简妮的心里浮出了唱片里的声音：

“howyoudo？

howyoudo？

gladmeetyou；

gladmeetyoutoo。”

meet和you中间用了连音，第二句的开头，用的是第三声，象用声音在欠身。常常，他们一家在简妮不学英文的时候，也在唱机上放这张唱片，象听音乐一样。在简妮的印象里，春天常常刮着从戈壁上来的狂风，玻璃窗上飞沙走石，透过家里的白色尼龙窗幔，能看到外面细长的白杨树下，有人象骆驼那样顶着风慢慢走过去，大多数人都穿着军队那样的绿色制服，但他们不是军人，而是建设兵团的人。爸爸向简妮保证过，总有一天，简妮也会象姐姐范妮那样被他们设法送出新疆，永远不回来。

那时，爸爸在所有的家具上都贴上写着英文名称的小纸片，他说，当年他和郎尼叔叔学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小时候，他和郎尼叔叔的英文老师原先是个在上海住的荷兰人，后来，朗尼叔叔的老师是个留学英国的上海人。爸爸写的花体字，就是跟那个荷兰人学的。只是他写得不如墙上的那么花哨。

爸爸是阿克苏的团部中学的英文老师，还兼做音乐和美术老师。他在中学里算得上是个倜傥的人，但到了上海以后，他一下子就显出了苍老和局促，还有一股走南闯北的泼辣气。如今，简妮想象不出爸爸年轻的时候，将头发用吹风吹出一个飞机头，穿着有铜拷钮的小包裤，那还是乃乃没有失踪以前从香港寄回来的裤子。在腋下夹着一张比利翁乐队的舞曲唱片，在上海招摇过市，是什么样子。那时候，象爸爸这样因为家庭成分问题，高中毕业后无法考上大学的孩子，喜欢将自己打扮成这种上海小阿飞的样子，悄悄混在一起跳舞。爸爸和妈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黑灯舞会”上认识的。爸爸曾经学过当时妈妈走路的样子，她将手肘卡在身体的两侧，迈着妖娆急促的小步子，象四十年代美国电影里的女人那样摇晃身体。爸爸学得那样煞有介事，将妈妈和简妮笑倒在新疆家里自制的沙发上。那只沙发，是爸爸用两口伙房烧漏了的大铁锅和旧海绵做成的。是当时整个阿克苏地区最时髦的沙发。就是在这张沙发上，简妮记住了“sofachair”这个词。

这红房子西餐馆对简妮来说，虽然是第一次进来，可是真的也不陌生。不光是因为墙上的英文字，更多的，是因为爸爸妈妈的上海故事。小时候，上海的故事常常是简妮睡前的主要故事之一。在父母嘴里的上海故事里，红房子西餐馆，蓝棠皮鞋店，哈尔滨食品厂的咸起司酥，夏天的紫雪糕，比利翁的舞曲，衡山路上两边的高大法国梧桐，都是如此的亲切。爸爸和妈妈，常常一同挤在简妮的小床上，轻轻地说着上海的琐事，陪简妮睡着。漫长的新疆的冬天，室内总有一点没烧尽的煤散发着的淡淡毒气，大雪压裂了房顶的什么地方，能听到雪水滴落的声音，令人昏昏欲睡。但这却是简妮在记忆里中甜蜜的时刻。那时，他们也说到过红房子西餐馆门口的那两级突然向下的台阶。所以，刚才简妮在门厅那里一脚踏空的时候，简直就象跌回到自己梦里的地方。只是她的脸上不动声色，她不让人看出自己的激动，她就象姐姐范妮一样的正常。

在红房子西餐馆窄门廊的一端，是用玻璃隔开的糕点间，里面摆着红房子自家做的面包，蛋糕和西式小点心，奶油和奶白蛋糕被切成小小的长方块，上面裱着粉红色的奶白做的玫瑰花。这些蛋糕和点心可以堂吃，也可以外卖。全上海只有在这个糕点间里，能够买到一次可以吃完的小块黄油。那一小片黄油用厚锡纸漂亮地包着，让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体贴和照顾。透过糕点间的玻璃，可以看到长乐路陕西路口的灯光和车子。

陕西路和长乐路，都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马路，街边的老房子，一种是融合了一点点巴洛克风格的石库门，另一种就是砖木结构的洋房。这种房子乍一看和欧洲一百年左右的老房子一样，但仔细看，就能看出中国工匠留下的影子。有的花园里，还留着当年洋房主人种的丁香和紫藤，那两样都是欧洲人喜欢在自家花园里种的植物，只是现在即使它们还开花，也都是又小又瘦的花朵了。这两种房子，在当年租界时代都算不错，现在当然都旧了，里面都挤着住了不少人家，卧室，客厅，书房，都住了不同的人家。底楼的厨房变成了公用的，满墙都是一条条的油污，连电灯绳都因为油污的附着而变得疙疙瘩瘩的，空气潮湿的时候，摸上去是粘搭搭的。当年修马路时埋下的下水道系统，早已经用旧，而且失修，或者说当时法国人的设计就不好，四十年代时，这条街上就发过大水。现在还是用原来的下水系统，雨水一大，街上就积水，黑色的污水里散发出下水道和垃圾箱里的腐臭。等水慢慢褪去，墙脚上就留下一道道污水黑黑白白的痕迹。

当年，法国租界筑路，只能一来一往，过两辆车。现在人和车都多了，这两条窄小的马路上便堵满了车子和行人。遇到红灯，陕西路上向淮海路方向，或者向南京路方向往返的公共汽车尖叫着刹了车，停在路上，象一条条气喘吁吁的刺毛虫。昏暗的车厢灯下，能看到拥挤的车厢里，车厢顶的拉手杆上，拉满了乘车人的手，手和手之间只留下两厘米的空隙，有时候连两厘米都不到，不愿意和别人碰在一起的手，大多数是年轻女人的手，躲来躲去地在横杆上找一个安身之处。那样黯淡的车厢灯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因为营养不足，日光不足，连信心也不足所呈现出来的菜色，那些化了妆的女子的脸，拔光了再纹过的醒目的黑眉毛，江南人薄薄的嘴唇，用冬天加了油的大红唇膏密密地涂满了，在又冷又累，疲劳而冷漠的脸上，象强做的欢颜。

在暮色里沉人黑暗成群结队的脚踏车，混杂在马路的每一条缝隙里迂回蛇行，这些脚踏车并不按铃，骑车的人已经懂得脚踏车铃是不能让任何人让路的，所以他们全凭自己的机灵绕开人和车，往前走。有时几乎就要撞到行人了，可他们会在碰到行人裤子前的一厘米处刹了车，将龙头象蛇那样一转，逶迤前去。

范妮站在维尼叔叔旁边，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街道，这是她熟悉的街市。越过陈旧的街道和怨怼的人群，她看到了长乐村的尖顶。那里的窗子，是上海老房子常常用的小方格子钢窗，那里的房顶，是用红瓦铺起来的尖顶，多少残留了一点从前小康人家洋派的生活情调。那里的梧桐树是光秃秃的，在枝桠上吊着被雨水浸得黑透了的悬铃，范妮叫它们“毛栗子”。维尼叔叔的朋友贝贝，从前就住在那里的一个尖顶下面。他也是画画的，他的北房间里也有这种松香水的气味，他的窗前就能看到梧桐树枝上的毛栗子。维尼叔叔那时常常将范妮带到贝贝家里玩，要是家里来了他的画图朋友，范妮也总是挤在他们里面凑热闹。

长乐村的房子，和长乐路上别的老房子差不多，外表看上去还有点洋气，让人想入非非，但是里面已是破败不堪，楼梯肮脏，堆满了各家不舍得扔掉的杂物。走道上的玻璃破了，钢窗也已经锈死，关不严实了。公用厨房里到处是油污，邻居合用的厕所里散发着复杂的气味，又大又深的老式铸铁浴缸上，架着一条用旧了的洗衣板，当作洗脸时放脸盆的架子。而原来的洗脸池已经坏了，龙头都已经锈死了，池子里积满了灰尘和锈渍。一楼的客厅做了一家人家，一楼的书房做了另一家人家。楼上更是这样，间间原来的卧室，都住上了不同的人家。贝贝住在朝北的小间里。

贝贝像是从石头缝里爆出来的一样。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工作，长得比一般人要高，细长的，像女孩子一样秀丽。贝贝家也很特别，没有床。他将原来给佣人住的小房间，硬布置成一间小客厅的样子，勉强放下一张双人沙发和一张单人沙发。晚上，贝贝就睡在双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单人沙发上。他每天早上都将被褥收起来，放到一只木箱子里。然后，在那只木箱上罩一块绣了十字花的旧桌布，它就成了沙发前的茶几。他的二楼北间和其他的房间不一样，不是用的钢窗，而是普通的木头窗，他不想看到普通的木头窗，所以常年挂着白色的窗缦，把房间遮得很暗。在他的小房间里看不到吃饭桌子，也看不到碗橱和日常生活的零星用品，在油漆龟裂的门上，别人家挂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的地方，他倒挂着一枝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玫瑰花，花瓣的边缘，象真正的玫瑰花那样卷曲着，听说，是贝贝用粗铁丝在煤气上烧红了，卷在布边上做成的。贝贝的房间象是个女人的香闺。

贝贝家的木箱子上，供着一只银制的高脚瓜子盘。那是贝贝家剩下的唯一一件东西，象狄更斯小说里的大卫。克伯菲尔在脖子上挂着的那个银链子。贝贝的生父是个商人，贝贝的母亲却是只得住在小公馆里的姨太太。解放时，他爸爸带着大公馆里的眷属逃到香港，没有通知贝贝的妈妈。贝贝的妈妈不甘心，自己想尽办法追到香港，从此将贝贝一个人留下。还是在贝贝家，范妮听到维尼叔叔也讲了一些乃乃的事，听说乃乃也在香港等了一阵子，等家里人设法申请出来，但爷爷没有提出申请，后来朗尼又出事了，乃乃便绝了念头，到美国去了。在家里，维尼叔叔从来不当着爷爷的面讲起乃乃，就是有时候不当心提到了，爷爷也从来不置一词。在贝贝舒适而感伤的家里，贝贝和维尼叔叔谈论着自己的妈妈，她们总是穿漂亮旗袍，用时髦的美国化妆品，不耐烦孩子，他们谈论她们，就象在谈论仙女。范妮还是在那里知道的，自己的乃乃喜欢在家里开舞会，穿一双金色镂空的高跟鞋，还有美国带回家的玻璃丝袜，后面有一条筋的。而贝贝的妈妈喜欢唱京戏，虽然是个姨太太，但她却是沪江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

在贝贝还没有发疯以前，维尼叔叔常带范妮去看他。他们把唱机的音量放在最小那一档，偷偷地放着唯一的一张唱片，1910年代在柏林流行的轻音乐。那支乐队里有一把多愁善感的小提琴，像蚊子一样唱着。贝贝给维尼叔叔看他的抽象画，他将瓶子画得象方块，高脚花瓶却象尖刀。维尼叔叔说自己是个英国风格的水彩画家，而贝贝说自己是个抽象派画家，比康定斯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只知道康定斯基是抽象派画家，可看到的画，是康定斯基把蓝骑士画成一个模糊的小人，抽象得不那么厉害。贝贝觉得自己更抽象。维尼叔叔和贝贝一起挤着坐在沙发里，腿贴着腿，含情脉脉。他们以为范妮那么小，不会懂得他们，可是范妮就是懂了，没向谁打听过，自己就懂得他们是怎么回事了。而且，范妮后来还猜想到，维尼叔叔总带着她，是将她当个幌子。只是维尼叔叔不晓得范妮已经懂得了。范妮从小就不教自明，懂得要将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放到心里，什么也不说。

范妮猜想，贝贝和维尼叔叔的关系里面，一定贝贝是更象女人那一方的。有一次，贝贝身上穿了一件自己用龙头细布做的衬衫，为了冒充是尼龙布的衬衫，他将缝纫机用的白线松松地在布上连了一遍，靠缝纫机线的硬度，让本来柔软的龙头细布微微隆起，给人尼龙布的感觉。贝贝穿了他的杰作见维尼叔叔，站在自家的门背后，象个女孩子一样含着笑，微微涨红了脸。

范妮总是在贝贝家的北窗里望着马路对面的红房子西餐馆，红色的墙就在门口的树影后面。人们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它是上海当时唯一没有关门的，有名的西餐馆。有一次，维尼叔叔和贝贝都流泪了，范妮看到了他们红红的眼睛。

后来，维尼叔叔突然不去贝贝家了，因为贝贝住进了精神病医院，他疯了。那天，维尼叔叔的脸像张打湿了而且揉皱了的白报纸。发现贝贝发病，是因为他自己突然跑到公安局去报告，说他和一些一起画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小集团，说好了，晚上要一起偷渡到香港去找父母。而且将小集团里的人说得有名有姓的。开始，公安局的人如临大敌，马上将贝贝扣了下来。后来他们街道的警察说贝贝有狂想病史，他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到香港去，而是被送到大丰农场去改造的上海舞女，她不是什么姨太太，他家也根本没有海外关系。公安局将他送到龙华的精神病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已经疯得很重了。即使是这样，公安局的人还是把维尼叔叔叫去好几次，因为乃乃的确在香港。贝贝提供的小集团名单里，第一个就是维尼。从此以后，就是经过贝贝的楼下，维尼叔叔也绝不向上望一眼，连贝贝原来留在他那里的画，都让他从画框上割下来，剪碎，丢掉了。

范妮透过糕点间的玻璃窗，数了数对面小尖顶下的窗子，贝贝家的那一扇仍旧黑着，这证明贝贝还在疯人院里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世，所以他的房间还被保留着。小时候所见到的温情而绝望的小房间，出现在范妮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