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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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及随身的幕僚不过十数人，竟把一个堂堂的白宫局势研究室挤得满满登登。由此可知，这个著名的所在也不过如此，其面积估算起来，也就与我们的科级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大致相当，实在是缺少了点大国风范。不仅如此，那会议桌、那墙壁，看不出豪华装修的痕迹，满屋子透着寒酸气。真不明白，这见多识广的美利坚的高级官员们，怎么就不到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取取改善办公环境的经，居然可以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还能忍受得住？

办公环境差也就罢了，不像话的是，白宫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似乎根本没拿领导当干部。会场内没有时鲜的水果，没有可口的饮料，连周九耕同志都能抽得起的“九五至尊”也没有一包。会议桌上看到的只是一次性纸杯，总统面前隐约可见的水瓶，里面大概也只是清水而不会是“红牛”。

让人看起来不习惯的，还有室内的座次。无论是实际所处的位置，还是照片布局中的位置，本应处在正中的奥巴马被挤到了犄角，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椅子上，连他身边那穿着军装的家伙，坐的椅子都比他的大，看起来也比他的舒适。如果不是他那张为世人熟识的脸，根本就看不出来旮旯里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这样喧宾夺主的照片，也敢拍摄并敢公布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某省某县网站上，也根本是不会被审查通过的。

再细看一下他的那些幕僚，无论是坐还是站，倒是一个个气宇轩昂，似乎他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而他似乎对下属们这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僭越的行为，丝毫没有在意。看来，他是习惯了与下属们这种随意性的相处，他更关注的是眼前捕杀行动的情况。我就在想，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乡镇的活动，镜头中的领导，一定会身居正坐，气度不凡地运筹为幄着，而在场的下属，则会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听取着领导的指示，岂能如奥巴马的同僚那样抢了领导的风头？

总之，这张照片说明一个问题，在对待领导这件事情上，奥巴马没把自己当回事，下属们也没把他当回事，都太没有规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不把自己当回事的领导，却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说出了全世界都不能不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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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标签：许宗衡贪官死刑郑州工程分类：公权批评2011…05…1110：17

言论作家黎明

曾见过许宗衡一面，感觉此人没什么智慧才华，比较善于采纳、运用别人意见可能是优点之一。这样的人，能混到高官位置总会有些庆幸因素，而他的幸运仍在继续中，并且，比起他以往的幸运，这次更幸运——过去是升官发财的幸运，这次是保住吃饭家伙的幸运。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此前对许宗衡贪腐的报道，指其“历年贪污金额高达20多亿元”，“几乎染指深圳所有大型工程”，另有“消息人士指出”的卖官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据此信息，许宗衡被媒体称为“新中国第一巨贪”，有的权重媒体也曾以“传许宗衡涉贪20亿，案情严重将判死刑”为标题发布过新闻，一般传媒受众多以为许宗衡必会被执行死刑。

与先前报道的许宗衡20多亿元的受贿数额相比，郑州市中级法院认定的“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大大“缩水”以至于实现了“质的不同”。再加“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于是“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判决理由似乎可圆满成立。

然而，以法律之专业眼光审视，郑州市中院提供的这条判决书信息却并不合格。比如，这里的“3318万余元”，是不是包含许宗衡主动坦白出来的受贿金额？它是侦查、监察后原本掌握的数额，还是许宗衡全部的犯罪事实？按法律文书正常的读写规则来理解，这一数字应该为许宗衡的“全罪”，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纪检与法院在许宗衡坦白之前，原本掌握的他的贿款数额有几多，许宗衡本人交代出的涉罪金额又是多少呢？

不要说这一问没必要，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许宗衡主动交代了什么、交代了多少不被司法机关所知的罪行，显然非常重要，这直接涉及判决公正与否，也涉及“人心”信服与否的问题。

许宗衡的“3318万余元”，并不是在5月9日的判决过程中认定的。据新华网郑州4月21日电，“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那个“3318万余元”的数额早就认定了，这次此数原封未动，审议过程中也未见任何一方的异议，现在公众震惊于贿款金额大大缩水，这反应其实慢了好多拍。

判决结果等于为许宗衡平了一次反，辟了一次谣。许宗衡涉贪20亿，这种信息肯定不会出自一般信息源，若非经“权威”和“内部”审查通过后发布，根本不可能。而今，只能认定数千万元，还是主动交代才达到的额度，这也差的太远，有“造谣”和“蓄意夸张”嫌疑了。所以，还应该质疑：夸大其辞到可以致人死地的报道怎么出笼的？是谁信口开河，拿媒体或其他机构的公信力当儿戏？

若司法机关本来落实贿款无多、掌握证据很少，同时又放“第一巨贪”的消息，那样的话就说明其中存在可疑的非正常因素；若许宗衡主动交代的数额远远大于已落实数额，则显得办案人脸上无光——可是，许宗衡要是交代出来的数额不多的话，那免死的理由就值得推敲了。我推测办案方难处不小，这或许是对传媒提供不全信息与含糊其辞的原因。

拉出一个“贪官死刑名单”，可见从胡长清等至今有个明显趋势：死刑离贪官渐行渐远。同时可见，死刑后果与涉案数额的这些官关系也不甚明朗。民间一片严惩腐败、重典肃贪的呼声，即便杀声震天，但也没发生实际影响，而“废除死刑利于贪官”的意见，也由于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减少而越显乏力。

贪官与死刑渐行渐远，原因当然不是通货膨胀、贿款贬值。像反腐决心等等别的非法治因素不好说，其中的部分“技术因素”倒是可以揭示一下。

第一，贪官退赔容易。自身不把j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许多作为巨富的亲友和同事，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筹款艰难。第二，立功容易。知道许多贪腐内幕，推出几个不重要的同事或下属轻而易举。第三，隐瞒或事发后“抹掉”贪腐罪行也容易。谁都怕官场地震，交代什么和不交代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交换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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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2011。06。141条推荐＇14＇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赵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其间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两点：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上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j”、“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进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在长期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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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章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1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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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性开朗的他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性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性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

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s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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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8月，日本社會就瀰漫着凝重的氣氛，不僅有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終戰日的祭祀集會，媒體也都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特輯。然而，如何直面66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卻仍是留給當今日本社會的沉重課睿＿些紀念活動的內容多在敍述那一場戰爭如何給日本國民帶來災難，雖然也在傳遞著不再重蹈覆轍的信息，卻甚少直接樱皯馉幍呢熑螁栴｝。

戰爭責任問睿谌毡局悦舾校渲幸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日本國民都捲入了日本的對外戰爭，撇除戰爭當事者的軍人，究竟一般國民是戰爭共犯，還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日本國民是共犯還是受害者？

如何界定當年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也不僅僅是日本人的事，日前發生的親日碑被毁事件所引發廣泛的議論，也顯示了在這一問睿希袊艘矝＇達成共識。

所謂的親日碑是上月底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的中日友好園林內所設置的一座刻有日本滿洲開拓團250名逝者名字的石碑。本月4日，5位愛國者成員前往潑漆破壞而受到媒體關注，並引發坊間的討論。議論的一個焦點，就是這些開拓團成員是否應該被歸類為日本侵略者一方。

雖然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綜觀這次大陸方面的輿論，不難發現無論是網民還是官媒，似乎甚少譴責這些破壞公物的摺ㄐ袨椋炊鴮18鯙椤肝鍓咽俊梗瑏k批判方正縣忘了國恥。此一輿論方向折s了大陸社會仍然根深柢固的反日情結。然而，這種情結在台灣海崳牧硪贿吽故镜膮s是截然不同的語境。

位於高砂義勇紀念園區内的親日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