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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eirong">的、妻子的事例，让杨惠娟更全面地看到国家公务员中忠于人民、积极向上的群体，从而改变她心理中政府被坏人把持的固有定势。

“小杨，这就是你发誓要摧毁并一直与之对抗的国家干警。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国家、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去。同你们这群抱着拯救国家的热血青年一样充满理想主义，一样坚强无私。但我们有理智、明世事，不像你们那样年轻幼稚，看到一点社会阴暗面，就要采用革命暴力手段将其摧毁。”李哲原终于说完了想说的一切，他开始静静地等待，等待杨惠娟可能的反击。

但杨惠娟没有反击，除了一句：“如果处在那样的情况，我会做得跟她一样好。”直到离去都没再开过口。孟玫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她，也使她看到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在为当前政府效力。

以前她研究过暴力革命的适用场合，革命对象必须是一个腐败到极点的政府，所有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政府中不再能找到用武之地，他们或是因与腐败分子冰火不容而遭到排挤，或是直接投向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就与这种形势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已被迫脱离革命但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特质的人物黎天才，仍自觉地为革命做工作，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革命的最后阶段，另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浓得一眼就被人看出（如杜聿明）的郭汝瑰投向革命，在决战淮海中起到了普通革命者起不到的作用，极大地加速了革命胜利的进程。尽管他们个人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革命胜利成果（如郭汝瑰在革命胜利后只能以起义将领身份参加社会活动，至少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时还不能透露真实身份。黎天才甚至在革命胜利后还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病死于狱中），但依然无怨无悔地为革命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激动人心的革命潮流，看来眼下并没有出现。

以后的很多天里，杨惠娟一直苦苦琢磨这个问题。暴力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最高形式，但对社会破坏程度也极其强烈，时机不到或者说若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使用。起事之前，他们看到的都是对发动暴力革命有利一面：腐败的猖獗、官员的颟顸、人民的愤怒，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应者云集。但一旦走上这条路，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人民虽然痛恨腐败，但衣食无忧，社会安定是他们首选。官员也并不全是贪鄙无能，她看到的至少有李哲原夫妇这样的例子。难怪黄振邦要将矛头转向唐汉独立党里那些理想主义者，其用意不就在人为“催熟”暴力革命条件，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吗？

重新开庭后，官方选调了一批专业理论研究人员做公诉人，每到“十美”宣传“革命理论”时，便出来辩论。辩论的焦点恰好是暴力革命的正负面作用和适用场合，这就攻中了本就存疑的杨惠娟的要害，由此在辩论中难免渐落下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瑾、叶琼璋、夏晓倩、陈韶湘、石敏、张丽颖六人，理论水平和演讲能力虽也很强，但面对如此难题，同样一筹莫展。

病榻上的李哲原密切地注意着事态的进展，这一个月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群众来信。这些群众虽然不认同杨惠娟她们用暴力手段追求正义的做法，却十分欣赏她们追求正义的执着和勇气，并不愿意看到她们被处死。信中措词不尽相同，但表达的意愿只有一个，希望她们能改变政治立场，争取政府特赦。